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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或K

专制国度，没有反人道主义，更没有人道主义，只有非人道主义。

　　审判：K之死

　　1

　　若然没有民主与法治，每个人都可能是K——准是有人诬陷了K。因为在一个难得美好的夜晚，他无缘无故地被捕了，然后莫名其妙死去——。那些冤屈中的当事人、死者或家属，他们不是具体的人，而是一种象征，一种泛化，不止是现实中的任何一个人，包括苟活者的下一代再一代。

　　K的死亡，看似偶然，但对于热衷于杀人游戏的职业者来说，他的出现却是全部，及时而充分。K是一个不肯死去的幽魂，只要专制还在，他就必然会死一次又一次，永无终止。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深受唯物主义教育熏陶的人们，生存或苟活有如信仰。置身某个巴别塔里的人，其内在，某种不能公开言说的生存游戏规则或丛林法则，是他们能够保持自身地位的“信仰”。

　　建立在丛林法则之上的社会必然带有某种宿命性和残酷的、风险绝对存在的所谓秩序。近乎森林大王狮子雇佣了一批狼来管理一批羊，前者披上牧羊人的外衣，后者往往死到临头那际才看穿这一切。一个人是否具有安全与自由，包括生存的权利或日常性，仅仅在于你是否归属于强权一方，以及某种偶然性，而与法律正义、道德人格毫无关联。这样的社会无疑是个丛林社会，弱肉强食是唯一的正义与道德。

　　对K而言，法律被游戏规则所完全替代，其中的游戏名正言顺的成为一种关涉生存还是死亡的命运。正常的现实，杀人游戏不过是有些边缘并且是无聊之时的消遣和娱乐，成为杀手或可能被杀者，有偶然性，胜负或生死无关痛痒，死者可以复活，可以和杀人者称兄道弟。谁杀死谁，在杀人游戏里基本是结构明确的，因为杀人就是杀手（杀人犯、罪犯）才能够做的事，而警察和平民，就是要试图将杀手合力捉拿的人。他们共同归属于正义一方的命运共同体，或言都可能被杀手所杀害的人。法官，则是维持秩序和主持审判的人。

　　杀人游戏又称“警匪游戏”，通常分为两大阵营，好人方和杀手方，正邪分明，势不两立。好人方以投票为手段投死杀手获取最后胜利，杀手方隐匿于好人中间，靠夜晚杀人及投票消灭好人方成员为获胜手段。这里，我们看到民意或民主对压制邪恶所起的作用，也看到邪恶一方误导民众操控民意的伎俩。

　　在丧失人道主义的丛林社会里，杀人游戏具有某种吊诡的面相，既是真实职业，可触及鲜血与恐怖，又具游戏的无常与轻松。能够杀人的不仅仅是“杀手”，还可以是“平民”、“警察”和“法官”。正常社会的身份区隔在此失去效用，如同雾霾般模糊难辨。彼此甚至玩起了换名游戏，言行与道德随之一变。由于不同的背景和力量，这奇特的变形组合所滋生出来的，就是平民的生命不值一提，轻若鸿毛。JC和法官杀人多是披着法律或正义的外衣，所谓披着羊皮的狼。一旦法律丧失独立与正义，游戏者自然失去对民众生命的敬畏与尊重，往往滋生某种轻蔑。我将你踩在脚下，只是因为我站得比你高。死在我手里，只怪你运气不好。你或许有些委屈，但我是无辜的，只是为了生存，甚至是值得称道的，因为我只是在维护统治者所希望的秩序和大局。

　　假如警察兼除平民外的三者角色于一身，那么，这样的游戏在现实中就是近乎对民众的刻意谋杀甚至屠杀。平民只有死路一条，注定得不到法律的救济，只有被迫变身杀手，铤而走险或孤注一掷，以暴制暴。但平民只有被榨得日益干涸的身体，面对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简直就是螳臂当车。

　　通往巴别塔（城堡）之门，永不可抵达的自由王国（乌托邦）

　　这是两个分离的世界，处于巴别塔（城堡）权贵集团外的平民，除非混进巴别塔里，才能保证某种相对的安全感。巴别塔之门只有一个，守门者只需要看你的手上是否有还流淌着血的头颅。这是唯一的进门钥匙，近乎投名状。如此，恶以正当的理由和方式从巴别塔里的权贵与爪牙蔓延至巴别塔之外的平民。如同高考的独木桥，通往巴别塔之门的路途挤满了贫困而无助的弱者，他们必须相互残杀，同室操戈，有幸存活之人才能迈向离巴别塔更近一步。这才是杀人游戏真正残酷而精彩的部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另一出更经典的换名游戏：待杀的弱者转身一变成为杀人者，沦为专门要宰杀他们的原杀人者的同谋与帮凶。

　　在巴别塔内部，同样等级森严，更高级的人掌控着次高级的人的命或言生与死。为了不被他人“宰杀”，以及为了获得上升或更安全的地位，相互间也得相互残杀。无论内外，这些高低之别虽然自出生那际基本已注定，但也并非总是如此，总有那么一点点的意外或缝隙。能够向上者，取决于背景，所依附之人的升降，以及某种不可言传的偶然性。就因为这么一点近乎于无的希望，无数的人们像条狗一样挣扎了一生。毫无例外，这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互不信任，互相伤害。在这两种逻辑的交叉游戏中，死者的具体名字，偶然与必然，存有某种变幻的可能，但没有人能保证自己永远高枕无忧。因为，这里没有法律正义与伦理道德的界线，只有统治者随心所欲的游戏规则或丛林法则，所谓非人道主义。人的有限性与不甘心，注定了国与民的悲剧性与无常性。所谓自由城堡，永远是无法抵达的乌托邦。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马克思死之时，卡夫卡或K诞生

　　2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有着两种基本解读：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人道主义认为历史是人的思想和行为的产物，并因此断定“意识”、“能动作用”、“责任”、“选择”、“道德价值”等范畴对于理解历史是必不可少的。现实极权国家（前苏联、朝鲜），专制者一般都是全能者，自然也是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们擅长玩类似语言哲学的文字游戏，对于唯物史观人道主义所宣称的“人创造历史”这一命题中的“人”作各种随意限定或刻意扭曲。

　　比如将“人”视为人民群体，以所谓稳定和谐为名，将人民或群众定义为服从者群体而将反对者排斥在外。或忽略其中的个体——特别是对于个别被牺牲的无辜者麻木不仁，理由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总是要有人被牺牲的——，认为个人是没有力量的，不必重视的，必须要依附于组织，顺从群体的意志，才有存在的意义。个体的独立性在此被抽空。所谓有国才有家就是这一逻辑的延伸或变种。而所谓组织群体的意志，实质就是专制者的个人意志。因为，在专制国家，所谓的社会组织大多名不副实，它们往往是专制者控制每个个体、防止个体联合形成群体抗争的工具，而非维护个体权利与尊严的力量。所谓阶级斗争，因为个人的原子化，无形中被剥夺了武装。因而，人民或阶级斗争创造历史沦为慌言，历史只是专制者的玩偶。

　　比如将“人”定义为符合专制者统治需要的“理想”的个人，意识形态把具体的个人建构为统治者所需要的主体，人们借助意识形态之镜才能看到“自己”：已然远离本真的“我”的“他人”，一种自以为上帝的专制者试图随意塑造的泥巴或“新人”。事实上只有专制者自己“符合”这样的理想人或新人标准，其他人都或多或少需要改进或被改造。这样的定义是二元对立敌我思维的产物，界线或命名权在专制者手中。界线之外的人，事实上近乎非人，丧失自由或自我被消解的奴隶。这样的非人或不合格的人的存在是没什么价值的，被损害被剥夺被牺牲都是极为正常，无足轻重的。

　　这样的命名（劣等人或非人）事实上也是罪名（罪人或恶人），比如反对派、反革命分子、黑五类、走资派、妄图颠覆国家政权者、帝国主义走狗、纸老虎、腐败分子（老虎、苍蝇）、嫖娼者、吸毒者。有些是看上去有明显政治意图伦理的，有些似乎是违反法律，有些似乎只是私人领域的道德抹黑（没有对他人或公共利益的损害），但目的皆为保证“国家”的干净，而干脆利落的被清洗出去。这种独裁者的清洗，如果有心追究，往往都是政治或维护统治的需要，不惜捏造一个罪名，让不听话的你道德沦丧、妻离子散、危在旦夕。暴力机器的任性，难免波及无辜者，但专制者绝不会自我纠正不当，他与打手们（直接杀人者）永远是一脉相承的正确。

　　处于奴役状态下的个人，往往不曾发现“我”已死，还以为那个影像才是接近完美的自己。所谓我已不在，却以为有我。在儿童的成长中，孩子认为自己也是他从镜中所看到的“他人”，并把自己与那个镜像相比较。所谓我已在，却不知有我。这两种对于自我的认知分离，前者是病态与幻象，甚至可以说是成长的倒退，从童年退回到生命最初的虚无。

　　3

　　唯物史观讲究一种结构解释学，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人”很可能并不存在，“人们”并不创造历史——历史有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不会在历史中发现“真理”或“目的”，历史是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人物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的《保卫马克思》中有言“就理论而言，人们可以而且必须坦率地谈一谈马克思理论的反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价值中立的科学”。

　　阿尔都塞认为个人不是社会过程的“基本要素”，而是它的“承担者”或“效应”。在《读<资本论>》中，有大概的论证：“生产关系的结构决定着生产者所占有的位置和所承担的功能，”“因而，真正的‘主体’不是这些占据者或功能者，也不是——尽管表面上——‘真正的人’，而是这些位置与功能的规定与分配。真正的‘主体’是这些规定者和分配者，即生产关系（及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其结论是说，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效应的生产结构。笔者尝试简单作个比喻，社会或历史有如一列行进中的火车，各节车厢及其间的位置或结构，是为基本要素。所谓人类主体，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是为着他们在社会中承担的那些位置而“被生产”出来的（见《列宁，哲学与其他》中“意识形态与国家”一节），他们自身并没有所谓独立自主性。

　　列维-斯特劳斯和福柯曾在六十年代预言，人的“消失”和“死亡”会成为七十年代结构主义运动占统治地位的主题和重要口号。结构主义运动在“科学”的名义下发起对人道主义神话的攻击。“反人道主义”认为所有的人道主义都是“意识形态”的，其对“人道主义”可能导致人类中心主义的攻击有其理由：“人道主义”把它企望给予理性或科学认识的对象“人类”神化。这种哲学的反人道主义其实只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绝非主张非人道。

　　现实中，哲学上的反人道主义在别有用心的专制独裁者那里很可能产生一种危险，可能过于强调某种“客观”的抽象结构，而忽视真实的个体，虽然其理论内涵并非如此。或言由于过度关注人的哲学上的终结或消失而助长某种“服从性”，从而导致人在事实上的“终结”或被牺牲。最常见的说法就是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总是要有人付出牺牲的，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具有先验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谁应该被牺牲，这条巴别塔内外或生死之间的界线，由统治集团说了算。为了维持统治，暴力国家机器最不可得罪，就算过格，独裁者也得默认或变相安慰。联系上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与将“人创造历史”这一命题中的“人”视为人民群体而忽略其中的个体之观点——理论的两种异化（内容与结构）——，构成了共谋。

　　在这样一种结构中，个体并不存在独立性，而是隶属于国家系统机器，只是其中的一颗螺丝钉，假如坏了，就换一个。被暴力机器损坏的螺丝钉是没有自由意志、主观能动性与丰富情感的，被抛弃是唯一的宿命。没有一颗螺丝钉逃得过，死亡或早或晚。专制者只看到和在乎这巨大的国家系统机器是否运转良好，每颗螺丝钉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位置，具体什么人或换了什么人在其中，他们毫不在意。即使各个环节出了问题，成千上万的螺丝钉被肆意损坏和抛弃，也在所不惜，毫无罪恶感，责任极为轻微，甚至可忽略不计。他们眼里，只有冰冷的物件，没有人民，更没有具体的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所言的异化，并非源于所谓劳动或科技，而是专制强权对民众的非人道主义统治或言非人化的生命观。所谓：为经济学牺牲了哲学，为科学牺牲了伦理学，为历史牺牲了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谈及人的观念和人道主义的观念，揭示了“人的东西/非人的东西”这对孪生的价值判断。“所谓‘非人的东西’同‘人的东西’一样，也是现代关系产物；这种‘非人的东西’是现代关系的否定面。”这对孪生子是所有人道主义隐含的原则。

　　4

　　主体与结构，何者更根本。人道主义倾向于意志对于环境是根本的，反人道主义则倾向于认为环境对于意志的根本性。笔者看来，两者肯定是相互影响的，因为主体的不同与环境的不同，相互的作用就有大小变化。两种主义都过于强调其中一方，难免导致理论的偏颇或漏洞。

　　反人道主义的一个中心论题认为，人道主义论点只建立在一个“道德的”或“伦理的”基础之上，这一基础排除了任何真正的理论思考。由于道德话语不能直接关注于产生道德效应的深层力量（社会制度、经济关系等），因而必然误解他们不满的真正根源，并因而导致无效或目标错误的政治行为。假如认为价值是“独立自主的”个人所“自由地选择”的——而忽略背后的意识形态控制——，他们就不能充分理解社会，并容易为专制者的煽情宣传所感染，丧失判断力，肤浅而盲从。因而，“我们”必须“走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以便进行真正的科学思考。

　　在《自我批评文集》中，阿尔都塞说自己从不希望被人们解释成否认人的存在。他强调马克思一直使用“位置”、“功能”和“承担者”的概念并非是要抽掉具体现实，“把真正的人归结为承担者的纯粹功能”，而是要通过概念上把握它们，使那些结构能被人们理解，并在此基础上使那些具体关系能被人们理解。因为这些关系不通过抽象的“迂回方式”就不能为人们把握。

　　或许可以将人道主义视为一种价值观（强调人的价值与能动作用。有利于人，才是好的）和目的论（为了人），而将反人道主义视为一种世界观（结构与地图）与方法论（理性，近乎于现象学的“回到事实本身”。这里的事实至少有两个面相，一是要谈论的事件，所谓是什么。一是谈论者本身的自我事实，所谓我是谁。）。这或许能够说明，人仅仅“在抽象的意义上”，他们才是反人道主义的“承担者”。“在具体的意义上”，他们是人道主义者所设想的有理性和道德的存在物或“创造着历史”。如此，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协调起来的反人道主义所隐含的诉诸理性的做法本身就是“人道主义的”，符合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与目的论。两者其实泾渭分明，又相互成全，如同血肉与骨架，共同构成完整的兼顾理性、意志与情感的人。或言，他们才是真正的孪生兄弟或战友，共同的敌人只有一个：非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还有其他多元的面相与内容。无论如何，马克思倾向于把道德情感说成是经济力量的一种派生的、被神秘化的效应，这种一对一的强因果决定论，是片面的。事实上，道德情感也有着某种自发性与自由（意志），而非只是错位了的理性（“意识形态”）（汤普森，《理论的贫困》，366页）。至于近乎个人和集体潜意识的，或言属于心灵与灵魂深处的神秘领域，无论是反人道主义，还是人道主义，都要有所敬畏与警惕自身之狂妄。

　　心灵与灵魂，意志与良知总是第二位的，派生的，被决定的。这是唯物史观可能的陷阱。这种理论本身就与人道主义所强调的人的主体和尊严，似乎有着某种不协调的张力。尽管并非必然导致人在精神上的从属或奴役，但如果遇到专制者或信徒的机械解读与应用，人的自由与尊严就多是镜花水月。追求精神自由与人格尊严的人，比如知识分子，必然不为专制者所好，注定是危险的，需要时时防范的敌人（被污名化的非人）。丧失自由意志和独立判断力，只懂得服从的近乎物质的身体性存在，比如所谓暴力机器（军人或警察）或顺民愚民，才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才是专制者眼中的人民。当然，顺民往往也是暴民，因为缺乏精神与灵魂，只能听凭身体与欲望行事。当经济困难或物质溃乏，曾经的顺民就往往揭竿而起，葬送曾经跪拜的主子。

　　《列宁、斯大林对于历史唯物论的发展》

　　5

　　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诞生以来，在东西方有着不同的际遇与命运，或言两股较为明显的分离之路。未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西方国度，马克思主义思想被引入到相对为创立者所忽略的艺术与哲学等领域。东方（以前苏联和朝鲜为代表）的集权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权，较长久地支配着政治与社会领域。一直被奉为“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则是由第二国际的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首次阐述，经第三国际的布哈林重新阐述，得到斯大林赞同并且其基本原则为苏联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的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在前苏联、朝鲜等极权国家，统治者将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阶级斗争提上政治日程，终结了以往的政治理论。这或许也是马克思所强调的“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的一种六经注我般的套用。过往各种政治理论尽管存有分歧，但还能够诉诸“共同利益”或“普遍意志”。卢梭的社会和谐观、康德对目的王国的呼唤、黑格尔关于国家是理性的表现的观念，密尔试图把大众参与同普遍竞争结合起来的企望。这一切，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似乎都显得不合时宜。很显然，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试图自我确立万般皆下品，唯我独尊的地位。无论就发生学，还是内容实质抑或表达方式而言，都深深铭刻着专制和二元敌我对立——只有我是对的，其他理论都是反动而错误的。延伸至理论内核“阶级斗争”的现实操作，同样适用——的阴影。殊不知，真正的政治更多是妥协，而非斗争。

　　在专制国度，那些被人们谈论的所谓权力斗争或派别互撕，实质只是丑陋的宫廷大戏或孩子们的过家家，与政治一词毫无干系。反腐，抓黄赌毒，道德审判，反低俗，爱国教育事实上都只是政治的伎俩——唯一的目标就是为了维护特权阶层的统治与利益，宣宾夺主转移不利热点——，或言派别斗争的牺牲品，根本谈不上法律正义与伦理良知，也自然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毫无关系。只有法律已死的国度，才不断强调所谓以德治国。

　　本来统治阶级是普遍民众的榜样，当社会道德沦丧，已经说明巴别塔里的权贵们更加卑鄙无耻与心狠手辣，因而才需要不断制造道德闹剧或雾霾试图掩饰自身的高级堕落（大权在握榨干人民血肉的腐败者、后宫无数的色情狂、窃空国库转移国外的亿万富翁、没有家人在国内的裸官），并通过制造所谓的敌人（失势的腐败者，嫖娼者、吸毒者、叛徒等）来获得虚妄的道德优越感。权贵们手上都带着血和欲，只是“运气”不好，权力斗争中失势，你注定被查被揭开面具，露出本来就丑陋无比的非人之脸。这一切不堪，并不妨碍巴别塔权贵集团继续披着人皮宣称为人民服务或人民万岁。

　　在专制社会主义国度中，《保卫马克思》唯一认真研究了的只是苏联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根据历史回顾，很容易洞察其语言的虚伪性，所谓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分离，说得好听，做得丑陋。所谓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二律背反。按阿尔都塞，“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同样是西方社会主义者表达他们反对歧视和剥削的态度，也是东方社会主义者表达他们对无产阶段专政的“滥用”和对“个人崇拜”的谴责。既然它仍然是一种伦理的——因而是意识形态的——现象，我们就必须通过对产生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危机局面的科学工作分析而“走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保卫马克思》，223页）

　　这是一种容易让人误解的理论，容易为专制者的强权意志随心所欲扭曲。对于深奥的哲学著作，绝大多数民众根本不可能去读或读懂，这就为专制者的简化普及和统一思想提供了现实条件。民众读到的只是列宁的、斯大林的、陈独秀的、毛的马克思主义。但专制者不忘告知你，他（并且只有他）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才是）真正的本原的马克思主义。康德有言“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反之，即奴役。在专制国度，统治者不仅是法律，更是真理。

　　有着充分诠释张力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专制国度往往经刻意机械阐述，并直接落入现实，通过阶级或敌我斗争而成为动力充足的战车，司机位置是前仆后继的独裁者。随着有限资源的急速损耗，科技发展导致民众联结力量的增强，民主意识的觉醒，暴力机器必然更加严酷无情。因矛盾激化所牵引的战车注定越来越快，绝不能停下，甚至只是减速。不然，民众就可能得以缓过气来，积蓄力量与统治集团抗争——尽管专制者及其利益集团都知道，这狂奔的列车终有一天会因为太快又得不到有效维修而自我毁灭——。尽管途中，不断有人掉落，被战车辗压而死。这些被牺牲者生前或死后都必被赐予近乎非人（敌人）的罪名，不值一提。专制国度，没有反人道主义，更没有人道主义，只有非人道主义。

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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